一名犯罪少年给法官写信吐露心声：“谢谢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话……”
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个社区，更是全社会的未来。不久前，长安君来到“安全感爆棚”的福建厦门，看到了一座城市在校园微治理当中的智慧与柔情——
和众多家长一样，厦门五中的学生父亲杨战面临的现实难题是：孩子4点放学时间太早，和自己下班时间冲突，没法接孩子，咋办？
通常，家长们有三种选择，要不老人接送，要不送校外托管，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只好让孩子自己回家。
“男孩子又比较皮，很担心过马路的安全问题。”由于工作太忙，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放学自己回家，杨战身在单位，却总感觉芒刺在背，10分钟的路，偏偏能走上1个小时，孩子的安全悬在心头。
事实上，“四点钟问题”一直都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心头病。孩子放学太早，单位下班太晚，不少家庭都需要面对“学生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难题。
杨战也尝试过校外托管班，但焦虑难减。“托管班终究不是学校，老师没有权威性，根本管不住，一个学期还要大几千块钱。”
厦门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城市之一。2018年，厦门市96所中学参与课后服务试点工作八戒体育。截至目前，已实现全市近400所中小学31.6万名学生加入课后延时服务，覆盖率94%。
“学校实施弹性接送制度，冬令时结束时间为晚上6点，夏令时则大多选择延长半小时左右。”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郑朝南介绍。
更大的考验在于，课后服务，绝不仅仅是指物理时间的延长，还有对学生安全的保障和有序的管理。厦门的尝试卓有成效：小学每30名学生配1名教师，每90名学生加配1名管理或教辅人员。幼儿园每30名学生配1名教师和1名保育员，每60名学生加配1名管理或教辅人员。同时，负责卫生、安全等保障人员，按照正常教学时段配备，并安排一名值班领导负责协调管理。
但必须明确的是，“官方带娃”绝不是让学校“单打独斗”。比如最重要的“钱从哪来”的问题，厦门的做法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生象征性分担，收支差距由政府承担。
举个例子，杨战的孩子是小学生，每月只需交给学校50元，每学期结算一次。按照一学期4.5个月计算，杨战总共只需要交225元，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原先玩笑般的“不提学习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场面也有所缓解，许多学生在课后服务中完成了作业。除此之外，孩子可以参加冰球、击剑、啦啦操、乐团、合唱等音体美活动，或者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等多元的各类兴趣小组，全面发展。
市民郑长华住在双十中学旁边的老社区，地面是由小碎砖铺成的，高低不平，并不适合运动。而在红砖古厝、砖雕窗枢的厦门，土地资源紧缺，道路宽度一般在两米左右，有的地方人稍微一错身就没那么方便了，对于想在户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的市民来说，很难找到一块合适的场地。
一开始，校方顾虑重重。“最担心的就是居民在学校场地运动受伤，如果扭伤、骨折、出现意外怎么办？因为场地是校方的，我们的责任无穷大……”双十中学副校长黄强说道。
在厦门市政府在充分调研论证后，先后出台两份文件，让种种担忧从制度得到解决：所有问题由体育局出面处理，给学校大大减压！
2018年全市14所试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正式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每天晚上6点半到10点间，当地居民在“i厦门”或“厦门健身”上传个人正面近照，由公安部门审核实名认证后，即可刷脸进场健身。
厦门社会微治理的“精细、精细、再精细”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怕干扰居民休息，明确禁止广场舞、4人以上剧烈运动比赛；为了保护学校场地，就明确不允许穿高跟鞋、钉子鞋入场；担心夜间太刺眼，就会细致到去研判灯光的朝向与亮度。而厦门六中不仅为屋顶露台操场安装了360度防护网，甚至还在操场的一侧搭建了一座天桥，供市民进出。
截至2021年6月，全市已开放88个校园，共37.1万名市民注册，累计进校健身人数205万人次。
“刷脸就能进，还能携带子女，这才是真便民！”这份便利背后，是体育、学校等各部门、各街镇沉甸甸的努力。
变化不止发生在校园的围墙内，也发生在校园周边的一点一滴。自2000年，厦门市全国首创综治副校长制度并连续21年派出优秀政法干警近4000人次担任学校综治副校长，牵头开展校园安全防范、法治教育，逐步形成以家、校、社、警为“外延”的校园共治“朋友圈”。比如校园周边的交通问题，一直是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难点。近年来，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照“一校一案”的思路，分类实施周边停车管理措施，制定实施个性化的交通疏解方案。
双十中学原先上下学时段，常常会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思明交警大队分析发现，双十中学上下学时段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因为停车点和校门口距离较远，很多家长不放心孩子横过马路，所以习惯停车等候或者干脆下车将孩子步行送到校门口。
针对这一问题，思明交警大队成立了由72名学生家长组成的交通护学宣导队，帮助搀扶孩子下车及横过马路。按照这样的的精细化治理思路，厦门市学校上学流量高峰时段平均缩短了9分钟！
调解室内，一只拳头狠狠地锤在了木桌上，桌面瞬间被砸出一个裂坑。这是去年10月，海沧法院法官郭静正在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的场景。丈夫性格偏执、还有家暴倾向，因怀疑妻子有婚外情，当场情绪失控。
从事家事少年法庭工作十几年来，郭静面对过各种各样的案件。但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还是让她心头一惊，但依旧镇定地先将两人受到惊吓的孩子带到了亲子室，再回头等待这位丈夫逐渐平静、继续调解工作……
后来，这起案件得到了成功调解，海沧法院最终还是决定保留了这处有伤痕的桌子，直到今天，它依旧摆在调解室内。“这也是为了让每一对走进调解室的夫妻直观看到家暴造成的后果和无法挽回的伤害。”
近年来，海沧法院积极探索少年审判新模式，在刚性的法律面前，法院的操作却尽显柔情：在这里，法官会给刑满释放的少年犯过生日；有出狱后的少年犯着急挣钱养家，还是郭静帮忙联系的工作；还有一位犯罪少年写信给她：“谢谢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话……”
在郭静看来，让一个家庭从矛盾走向正常，让一个人从绝望看到希望，自己的工作就值得了。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曾强调，要树立效果导向，一步一个脚印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变为现实。逐步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实效和实惠。
的确，微治理，不是政府“家长式”一揽子全包，更不是“单打独斗式”消耗情怀，而是政府将治理重心下移，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将单一的个体糅合成一个整体，把微治理的细节，作为撬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支点。
这也是厦门经验的精髓——安全感，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来于共建，归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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